成都大陆希望集团有限公司

作者：凌龙《希望集团报》创办人

来源：正和岛（ID：zhengehdao）

　　在笔者眼里，刘永言的人生，一半像湛蓝的海水——深邃的科学，一半像通红的火焰——燃烧的诗情。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东西，同时和谐地存在于他的身上，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双螺旋结构”。

　　“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诗情”。在这个“双螺旋结构”中，科学指的是可分析、可复制、系统化的方法论，诗情则代表了不可言传的直觉、感召力和人文情怀。

　　科学与诗情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人类认知这枚硬币的两面，共同照亮我们探索未知的道路。

　　科学（理性、系统、可复制）确保了企业的效率、规模和可持续性，是企业稳固的基石；诗情（感性、直觉、人文）则决定了人生的高度、灵魂和颠覆性，是让人生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关键飞跃。

我所认识的刘永言

这是创业之初刘永言最常用的一张照片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刘永言独特的品格与性格，笔者想先讲几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聪明的读者一定会对他有一个初步印象。

1. “那就是刘大哥！”

　　1992年，我从陕西一家研究所应聘到希望集团（当时叫做成都希望有限公司），是企业里少数几个外省人之一。

　　有一天，驻蓉办事处（在成都二环路京川宾馆前楼）的电脑坏了，不久后来了一位不苟言笑的中年男人，他不多说一句话，只是盯着电脑在看，随后又摆弄了几下，不一会儿就修好了。
之后，我听见他对刘永行说：“有人说电脑使用要有专门的微机房，还要装空调、穿拖鞋，我看不必，这是把电脑神秘化了，电脑不就是个提高效率的工具嘛！”

　　当时大家对电脑多有一种神秘感，他这样说让我感到很新奇。电脑行业近30多年来发展的事实，完全验证了他当时的看法。当他离开之后，我问共同创办《希望饲料报》的张强，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那就是刘大哥！”

　　哦，原来如此！

　　这就是我与刘永言的第一次见面，事出偶然，但印象深刻。

2. “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记得是1996年下半年，希望集团出资170万元，资助三所希望小学，其中有一所是希望兄弟的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学校。这170万元当中，刘永言一个人就出了100万元，并指名捐给母亲曾经工作过的顺江乡平岗小学。

　　由于这170万元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劝募的，因此大受重视。捐款仪式在希望集团新津希望饲料厂举行。谢世杰讲完话之后，刘永言代表希望集团发言。说实在的，他其实是一个不太懂得“复杂”社会的人，他的发言直奔主题，没有一句流行的官话、套话、大话，让在场的官员和记者颇为意外——

　　母亲突然离开了我们，伴着泉涌般的泪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母亲名叫郑康致，出身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封建家庭。姐妹兄弟共八人，母亲排行第二。从清朝到民国，“女子无才便是德 ”，巴蜀腹地死水一潭。然而，科学和民主犹如三月的春风，拂起了蜀人良知的微澜。母亲协助祖辈，不仅承担了抚养弟妹的重担，还忙里偷闲，学习知识文化，吸收新思想，历尽艰辛，将她的弟妹全部拉扯到大学毕业。抗战爆发时，母亲正值青春年华，她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抗战救护队。睡地铺、吃糙米；运伤兵、抬担架、做人工呼吸，不分昼夜地紧急救援，救护了不少血战沙场的抗日将士。接近而立之年，母亲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通过自由恋爱，与我们才华横溢的父亲刘大镛相结合，养育了刘家兄妹五人。父母依据自己做人的准则，给我们取名“言、行、美、好、化”。

　　回忆起小时候的情形，他不加掩饰地说道——

　　五十年代初，父母怀着对新中国的激情，加入了建设者的行列。当时，非解放区干部实行供给制，父亲无力抚养全家，母亲又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她一面在乡村小学教书，一面洗衣挣钱，即使这样，仍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二弟被迫送给绸布商人，右腿受伤后被退回，母亲又含泪将三弟送于乡邻，改名陈育新。对于一个有文化、有抱负的女性，被生活逼到如此，是何等的悲哀！在这艰难岁月里，母亲仍以极大的热忱教书育人，晚上常携我穿越田坎水沟，走村串户，进行家访，劝导甚至接济贫困失学的孩子，努力使他们复学。带学生勤工俭学、办扫盲成人夜校、当少先队辅导员、两次救活溺水儿童。

　　他自信地说——

　　凭着父母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训导，使得物质贫困的我们成为精神的富有者。

　　讲到创业之初时的母亲，他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

　　我们创业之初，母亲她每天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为企业奔波。缺乏起码生活设施的青石桥销售点，数年间由母亲一人操持，其收入即是希望集团最宝贵的原始积累。整整十年，直到病逝前夕，母亲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一个春节。亲友和街邻被这种勤奋精神所感动，亲切地称她为“中国的阿信”。我们企业的每一进程，都留下了母亲辛劳的足迹。正当希望事业前程似锦，可怕的病魔却突然降临，敬爱的母亲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讲着讲着，他居然当众流下了热泪，哽咽着讲出最后一句——

　　母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3. “他的眼睛很干净！”

　　由于华西希望总部与大陆希望总部同在美好花园，所以往来比较频繁。有一段时间，我还在大陆希望总部员工餐厅搭伙吃饭，时常会碰到他，偶尔还会在晚餐后与他的夫人林俊茹打一会儿乒乓球。

　　大约是1998年吧，有一次，为了一篇重要稿件，我陪同一位经济学家去见刘永言，想知道“大哥眼中的三弟”。原先说定是半小时，最后谈开了，又聊了一个多小时。

　　当他讲起当年跟着父亲背诵唐诗宋词的情景时，他说当年站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西岭雪山，感叹现在环境污染使人很少再能用肉眼看到当年的景色。他甚至还讲起了中学时偷偷装配短波收音机的故事，以及与三弟一起养鹌鹑的故事等等，完全是朋友式的闲谈。那位经济学家事后对我说：“他的眼睛很干净！”

　　他在国企上班时，不少发明创造只能停留在脑海中，很难付诸实施。多年后，在陪同记者回到从前的工厂时，抚摸着当年开过的机器，他突然转身热泪长流。

　　还有一次，一家外国媒体的记者来访，当讲到创业初期出差住几元钱的旅馆时，他眼圈发红，不得不借口去洗手间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4. “我最看不起那种没有骨气的人！”

　　陈育新曾经自豪地说：“与大哥谈话时，我能听懂他的言下之意。”下面两个故事，就是一起出差时听他讲的。

　　2002年国庆，刘永言打算到海南旅行，并提前预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没想到那天成都大雾，飞机没法起飞，第二天飞抵海口时天色已晚。当他赶到酒店时却被告知，因为昨天未到，所订的房间已被取消，并且由于旅客太多，也没有其他房间给他们。

　　性格刚烈、不善掩饰的刘永言一下子被激怒了，他厉声斥责酒店服务人员违反合同，这位员工不但敷衍了事，还叫来了部门负责人。

　　这位负责人不但不认错，反而向自己的顶头上司告状，并添油加醋地说“有客人在故意闹场”。这位上司立即领着几个保安前来，大有动粗的迹象，这更加激怒了眼睛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刘永言。

　　随行人员一看大势不好，于是灵机一动，将“希望集团董事局主席”的牌子亮了出来。这下形势立即逆转，这位上司再三道歉不说，还赶紧亲自提着行李，将刘永言送到预留的贵宾房。第二天一大早，又赶来亲自当行李员，刘永言则以他惯有的神态走出大门，根本没有理睬这位上司。他事后说：“看着他奴颜婢膝的样子，实在令人可怜而厌恶。我最看不起那种没有骨气的人！”

　　还有一次，在陪同陈育新外出时，途中闲来无事，听他说起另外一个故事。有一次在香港一家五星级酒店，当服务员用英语向刘永言问好时，他立即大声纠正：“用中文！现在都已经回归了，怎么还用英语？”弄得服务生尴尬而紧张。

5. 以600多元购买的打折西服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高度发展的物质社会中，他仍保持着简朴的生活，自己很少主动在高档酒店消费，至今最好的西服还是参加央视春晚时以600多元购买的打折西服。

　　但他的精神世界却从不打折，有身边工作人员说，“他极具爱心，非常讲究诚信，从来不说假话，是一个有着高尚品格的人”。

　　据身边工作人员说，他对工作的要求往往很具体：茶杯用过之后一定要清洗干净，然后必须倒着放进茶盘，以减少飞尘的污染；在外面吃饭，一定要用公筷，剩饭一定要打包；他不允许厨房有苍蝇，偶然飞进来的，他要求只能想方设法赶出去，绝不允许拍死在厨房，因为他说“这会导致二次污染”。

　　这就是刘永言，本色又本真！

　　是不是由于特别本色又本真，他才这样深刻又深邃呢？

　　1945年12月，刘永言出生在陪都重庆，后来随已是地下党员的父亲刘大镛和作为黄埔军校战地护士班学员的母亲，转辗落脚到母亲的家乡——成都郊区新津县。

　　他与之后相继出生的三个弟弟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刘永好一起，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史上的传奇兄弟——“言行美好”。

　　九岁生日那天，父亲刘大镛送给他一套《十万个为什么》，他爱不释手，对上面的收音机原理、发电机原理、活性炭的制作法等产生了浓厚兴趣。父亲的这一举措，为刘永言点燃了科学的热忱，爱迪生因此成了他人生的榜样。

　　由于性格刚强、善于思考并有着孜孜以求的品性，他深得同学们的钦佩，小朋友常常成群结队地去参观他自制的显微镜，因为透过它不但可以清晰地看到蚂蚁是怎么吃东西的，还可以看到毛毛虫毒毛上的倒钩。有一次，几个小朋友聚在一起，他居然用自制的矿石收音机收到了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同学们兴奋得欢呼了起来。

　　那时，川西农村没有电，一到夜晚，只有月光，没有灯光。有一天，他通过自己的钻研，做出了简易发电机，使实验用小灯泡亮了起来，同学们都钦佩得不得了。

　　小小的成功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他就读的小学晚上有电该多好呀！那样，母亲就不用在昏暗的豆油灯下批改作业了，自己就再也不用闻讨厌的油烟味了。这个愿望一直跟随着他，成了他童年时代的梦想，也成了他人生的动力之源。

　　父母对他的教育是传统的、严格的，这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母亲在顺江乡平岗小学任教时，假期在县城学习常会带上他。母亲学习，他就一头扎进图书馆，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时常会忘记时间、忘记饥饿。

　　1958年，正值“大跃进”年代，成都八中成立了校办工厂——空气电池厂，13岁的他被推选为厂长。经过几番实验，就在快要成功时，新的难题出来了——没有活性炭。先不要说没有钱买，当时是想买也买不到。怎么办？围着他们的小厂长，大家一筹莫展。

　　此时，刘永言突然灵机一动：“有了，我们去拾些核桃壳来，把核桃壳一烧不就成了活性炭吗？”同学们立刻欢呼起来。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用自制的电池点亮了电灯。

　　1961年，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成都重点高中——九中。在那个饥饿难耐的岁月里，他一头扎进学校图书馆，似乎忘记了外面的一切。

　　其实，这也是他抵御饥饿的一种方式。在这里，他广泛涉猎各种图书，在当时中国盲目学习苏联的情况下，课堂里的知识是清一色的“苏式”，可图书馆就不同了，它无私地向每位读者尽显所有。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大大丰富和优化了自己的知识结构，让他受益终身。

　　当时，十五六岁的他已经撇下一统天下的米丘林遗传学，在深入研究孟德尔的遗传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了。一次，得知有一个关于遗传学的辩论会，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入场券，并因此兴奋得难以入睡。到高中毕业时，他已由入校时“不起眼的学生”，一跃成为班上的优等生。令人意外的是，由于父母的“历史问题”，高考时却落榜了。

　　1964年，他被分配到成都电机厂（即成都906厂，以下同）当磨工，正式跨入社会。他用三毛钱买了一个大纸箱，就装完了全部家当。带上这些家当，他开始了真正独立的生活。

　　虽然阴差阳错，没有如愿考上大学，他却把成都电机厂尚不理想的环境当成磨砺自己的社会大学，那颗好学上进的心依旧“蠢蠢欲动”。他既学磨工又学电工，不仅很快把师傅所教的手艺烂熟于心，还对机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之后，他开始由被动学习转向主动攻克难题，将视角瞄向电加工车间那个全厂上下一直解决不了的难题——高频炉加热无法控温，厂里因此生产出了不少次品、废品。他开动大脑，并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找到适合高频炉用的控温材料，即利用铁磁材料的温度恒定原理来控温，这项发明在全厂引起了轰动。

　　1973年，他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即现在的电子科技大学，以下同）计算机系学习，这次临时高考他考了一个满分，成了希望兄弟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当一个人的天赋、爱好与机遇相结合时，对一个求知欲极强的青年人来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

　　他对科技知识的追求永无止境，在大学里更是如此。他时常觉得课本上的知识太旧、太浅了，这一切都与当时的外部环境格格不入。同学们去工厂实习时，他常常被误认为是老师，他所在的班也因学习气氛特别浓厚而小有名气。

　　有一次，学校派他到湖南计算机厂去实习，当时的计算机需要用上百平方米的房屋来盛放，一台计算机光晶体管就有数万个，每次使用计算机都要在开机前先进行晶体管测试，晶体管测试费时耗力，并且无法做到精确无误。

　　看到这个情况，他就在想：能否设计一个测试仪来减少误差、提高效率呢？这个念头在脑中一闪，他立即紧紧抓住了它。很快，他的测试仪就研制成功了，测试时只需要将晶体管导入仪器，荧光屏上立即就会呈现出所需要的数据，合格不合格一目了然。这项测试技术引起了轰动，各地的计算机厂家纷纷采用了这一技术，《四川日报》《人民日报》均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大学毕业后，他又回到了成都电机厂，此时的他已经成了全厂上下十分尊敬的工程技术人员了。这时，地处绵阳的长虹彩电厂在生产电视天线模具时遇到一个难题，找到了成都电机厂，厂里将任务交给了他。

　　深入研究之后，他得出了结论：该项技术的难点是一个非圆曲线问题，并很快找到解决办法。消息传出，陆续有单位前来请求解决类似的难题，成都电机厂因此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为了更方便地解决类似问题，他接下来又开发出了专门的软件。

　　虽然聪明能干，但他不善言辞，并且性格“倔强古怪”，厂领导担心他走上“白专道路”，专门挑选了一个身为预备党员的林俊茹去“帮扶”他。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政治上十分可靠的预备党员，最后居然爱上了自己的“帮扶”对象，他们最后居然成了相濡以沫的夫妻。

　　结婚生女之后，他们一家三代五口挤在一间房子里。为了静下心来搞科研，他想租一间民房做实验室，可掂量了一下手头那点可怜的工资又犹豫了。要知道，他当时的工资只有38元，每一分钱都已经有了既定的用途。妻子林俊茹知道后体贴地说：“租吧，我们苦点没啥，可别耽误了你的事业！”

　　就这样，他一个人搬到租来的民房里，夏天蚊子多，没钱买蚊帐，他就自己动手做了个纱帐，由于纱帐太小，晚上只能护住头和身，手脚就只好让蚊子当大餐了。

　　1978年，他成功研制出了“BCD数控编程软件”，可以大幅提高机床的工作效率。可是，要把这个软件推向市场，却还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于是，他咬咬牙，背上自己研制的设备出发了。

　　一个知识分子要去当“推销员”，这决心该多难下呀！当时国内见过计算机的人尚且不多，更不消说有多少人会使用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了，而要把一个计算机软件推向市场，使之迅速转化为有价值的商品，更是难以想象。

　　新生事物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但其本身越是超前，越不易被人所接受。这是他遇到的许多难题中最难的一个，但他毅然决然地出发了。

　　不过，他没有像普通销售员那样，而是采取迂回战术，上门的第一句话不是向对方推销自己的软件如何省钱省力，而是问对方“生产中有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时，一般电机厂遇到的难题对他来说已是小菜一碟了，他由此敲开了多家企业的大门。时至今日，包括成都所有电机厂在内的不少企业仍在使用他的这一技术，国防大学还把它引入了教材。

　　这场刻骨铭心的经历，为创业前期的希望事业，注入了健康的文化因子——客户导向和问题导向，这也是希望集团能够超越同时代许多企业的关键因素。

　　这个软件的成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也为他带来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大额财富，希望集团创业之初的第一辆汽车和此后多年科研的费用，多有这个软件的贡献。它不仅解决了创业初期的资金饥渴，更让希望事业在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就拥有了与众不同的技术因子。这也是希望集团有“两JI起家”（鹌鹑为“小鸡”，电脑为“大机”）之说的缘由。

　　1982年，希望兄弟开始创业，他逐渐从成都电机厂淡出，与三个弟弟共同创业。很多人不知道，为希望事业带来第一桶金的鹌鹑养殖，其实是刘永言最先引进的。

　　当时，由于孵化的几万只小鸡被骗，希望事业遭遇灭顶之灾，有人甚至说他们只能“要么跳岷江，要么去新疆”了。

　　就在这个异常艰难的时刻，从小就喜欢阅读《参考消息》的他，偶尔从一则消息里看到朝鲜领导人访问北京时赠送给中国一批种鹌鹑的消息。资料显示，鹌鹑好饲养又周转快，最符合他们创业之初的条件。

　　于是，他设法引进了200只鹌鹑良种，后来成活了80只，希望事业正是从这80只小小的良种鹌鹑开始的。

湛蓝的科学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希望事业蒸蒸日上，但在财富与掌声中，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决定：将逐渐成熟的饲料板块交给三个弟弟，自己1995年创立了希望电子研究所，1997年创立了以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为发展方向的大陆希望，一头扎进当时尚属冷门的高科技领域，并将全部身家押在森兰变频器和深蓝中央空调的研发上。

　　有人不解地问他，他却坦言道——

　　攒钱并不是我的初衷，我的一己之长被埋没，会是我终身的遗憾。以前想搞科研是环境不允许，资金匮缺，那番辛酸一言难尽。如今万事俱备，我没有理由放弃我的半生追求，科技兴国才是我真正的事业和目的。我觉得知识和智慧是我最大的财富，在21世纪的前半叶，如果能将我此生积累的知识转化成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生产力，哪怕是倾其所有、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即使失败了也可以从头再来，只要我人在、智慧在。

　　这个决定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他对初心的回归。他在骨子里始终自认为是科学家而非单纯的商人。他做商人，只是为了成为更好的科学家。

　　当时，国内企业大多畏惧技术难度不敢涉足，但他看准了工业节能和自动化升级的巨大潜力，认为这是比饲料产业更适合自己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内行人都知道，传统异步电机运行时，定子和转子绕组的电阻会消耗能量，导致转速随负载而波动。他率领团队，首先死磕“拟超导矢量控制技术”技术。

　　这一技术可使电机、水泵等在控制系统中表现得如同“没有电阻的超导线圈”，使得电机在低速时也能保持强劲扭矩，解决了行业长期存在的“低频无力”难题。这一技术，一举解决了变频器在低频启动和低速运行时转矩不足的世界性难题，荣获 2008 年 “工信部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奖”。

　　深蓝中央空调的发展路径也与众不同，其主力产品是溴化锂吸收式机组和水源/地源热泵，它不单纯靠电制冷，而是大量利用工厂废热、地热或太阳能等低品位能源，一次能源利用率高达92%，远超国内平均水平约30%。

　　森兰变频器重在“节流”，它用变频技术减少无谓的电耗，属于电力侧的精益管理；深蓝中央空调则属于“开源”，它用热泵和溴冷机回收工业废热，属于热力侧的能源替代。一个控制“电”，一个驾驭“热”，共同服务于“减少碳排放”的目标。

　　刘永言的快乐和幸福都浸泡在科学研究里，但这个爱好很奢侈。在成名成家的人当中，文学和数学还好说，但对应用科学而言，没有钱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财富对他来说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生追求的必要条件。他对社会上各种时髦的东西并没有多少兴趣，自然科学才是他刻骨铭心的爱——不为评职称，不为拿奖金，不为升职务。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大陆希望只会从事高科技产业。

　　当他主导研发的森兰变频器成为国产变频器第一品牌，深蓝中央空调比普通空调节能50%以上时，人们这才意识到，一向低调的刘永言，已经完成了从“科学实业家”到“实业科学家”的蜕变——他是科学家当中的实业家，又是实业家当中的科学家。两个身份相互支撑、相得益彰，而湛蓝的科学才是其最深的底色。

　　实际上，在大陆希望员工眼中，他更多的也是“首席科学家”，而非“老板”。讨论技术问题时他会像孩子一样兴奋，他乐于将产业难题转化为科研课题，却对各种采访、应酬唯恐避之不及。他认为，“这社会能挣钱的人很多，但能创新的人并不多！”

国家专利局局长（中）到访大陆希望（右一为刘永言，左二为笔者）

　　他本来就是科学家，与科学家的交流更为自在。有一次，在去美国的航班上，在与相邻而坐的一位老先生聊天时，得知对方是一位物理学教授，双方一见如故，一路聊得十分投机。到下飞机时，两人已经成为相见恨晚的朋友。

80岁的刘永言（中）说自己正值“科研创作的高峰期”

　　2024年6月1日，电子科技大学举行恳谈会，邀请了十几位在科研方面成就卓著的杰出校友，讨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综合性治校纲要，刘永言应邀第一个发言。

　　他说：“我今年快80岁了，却是搞科研创作的高峰期。当下正值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时刻，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他还特别介绍了自己对“广义可燃冰”的理解，认为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这一天然气水合物就能在湖泊、废弃矿井中持续获取，其储量丰富且分布广泛，被誉为“未来的能源宝藏”。他指出，相比化石燃料，“广义可燃冰”燃烧后几乎不产生二氧化碳和其他有害排放物，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2024年8月8日，电子科技大学“永言先生工作室”揭幕仪式在成都天府新区希望“同云智谷”举行，电子科技大学胡俊校长高度评价刘永言投身科学研究并将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卓越成就。

　　他说，“刘主席数十年投身于科学研究，在能源、化工、电力、电子、机械等领域不仅获得了近千项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以及专有技术，还将科研成果成功应用于生产技术和工艺设备的改进，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场活动除了学校领导和企业领导之外，刘永言的二弟刘永行也出席了。他们既是亲兄弟，也是知心朋友。刘永言偏重科学探索，刘永行偏重应用技术，两人可谓相得益彰。在活动现场，刘永行说：“大哥既是我的兄长，也是我的榜样。先生二字，他当之无愧。”

　　据悉，在电子科技大学，这一级别的工作室只有两个，另一个是“振宁先生工作室”。

　　前不久，笔者陪同刘永行在东方希望丰都水泥视察工作时，他刻意把我叫到身旁，指着大哥刘永言帮他设计的“负能耗”皮带运输线路自豪地说——

　　我们的水泥项目在山地上，要做1000万吨水泥，我们发现运输成本很高。为了解决运输问题，我们决定打山洞，通过一个皮带把矿石送到工厂，这样既不需要车子，也很环保，而且因为它本身有600米的高差，势能在传送过程中可以变成动能。

　　我寻求我大哥刘永言的帮助，看能不能用皮带发电，结果真的开发成功了。这样一来，我们把矿石运到工厂不仅不耗电，每吨原料还可以发电0.52度 ，我们的矿石成本是全世界最低的，我们的创新就在这里。

　　据悉，现在重庆地区共有50多家水泥厂，由于房地产行业下滑，部分企业出现亏损，东方希望成为仍在盈利的少数企业之一，其正是以这种强大的科技优势，活成了“市场寒冬里的雪梅”。

　　据查证，刘永言的“近千项专利”，主要集中在绿色循环经济、节能与传动控制、余热回收再利用、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等领域，这正是国家硬实力的展现。大陆希望“实业报国，永争第一”的企业精神，也在这里成了一个实在、具体的存在。

　　目前，80岁的他正醉心于“广义可燃冰”的研究，或许哪一天，他又会创造一个人间奇迹出来。

　　如今，已过杖朝之年的刘永言，虽然早已将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下一代，却依然保持着对前沿技术的敏锐。

　　从氢能到热泵，从智能制造到绿色循环经济，他依然在书写新的发明专利，力求让科学技术为员工成长、企业发展，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通红的诗情

我们的合照只有这么一张，效果还不好。

　　2001年国庆节，华西希望与大陆希望联办庆祝晚会。晚会上，刘永言激情饱满地朗诵了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朗诵完毕，不知什么原因，他下台后没有返回原位，却莫名其妙地坐在了我的旁边。

　　看着余兴未了的他，我说“大家平时感到您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没想到今天的诗朗诵这么激情饱满。”他立即说，他能背诵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我也听刘永行说过类似的话）。

　　之后，他又谈起了巴金、雪莱，说着说着，还轻轻地吟诵了起来。谈起诗来，他看到我还能接上话，于是丢下其他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长聊，也不管节目尚在演出当中。

　　他的办公室很大，门口是沙发和书柜，稍远处放着一张很大的办公桌，显得有些空旷。只见他从柜子里找出早年写作的诗文，一坐下便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起来，让我颇感意外。

　　我发现，他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似乎在内心里刻意保存着一片自己的净土，不愿与世俗为伍。看着眼前这个在众人眼里有些神秘的人，我突然对他多了一份理解和敬重。

　　谈起环境污染，谈起绿色能源，谈起节能专利，他的眼睛诚挚而深邃。他似乎在代表人类思考与大自然的关系，他把现有财富都看作通过科学技术进入自由王国的阶梯。

　　我一边认真地做笔记，一边建议他找一个合适的人，把他的主要观点记录下来、整理出来，这对企业和社会都将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他十分赞同我的观点，并希望我可以帮他找一个这样的人。老实说，如果不在他的三弟那里工作，我真的会马上答应下来。我觉得，做好这样的事，实在太有意义了。

　　我们聊得很开心，他的夫人林俊茹几次催他“明天再谈，明天再谈”，但他总是说“别着急，别着急”。一直过了零点，他才在一再催促下起身回家。此时，晚会早已结束，走出大院，抬头一看，深蓝的夜空里星光璀璨，与我当时的心境极为相符。

　　刘永言有一个可以称得上嗜好的习惯——写诗。他身上最鲜明的特征，除了科学家就是诗人，用他的说法叫做“诗言志，歌永言”。我珍藏有他两个版本的诗选，闲来读起，颇感不能独享，特精选几首与读者分享。

　　1975年9月9日所写的散文诗——《雷雨之歌》，可能是他最早的作品了，从中人们不但可以看出他真挚而浓烈的诗情，也可以发现他对大自然的敬畏——

　　一道金色的闪电，划破南国沉闷的夜空。临空爆炸的惊雷不及掩耳，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回荡于天地之间。遍及原野的秋虫大合唱，顷刻间消失无踪。狂风携带着密集的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一瞬间淹没了田园里的鼠洞蛇穴，荡涤着道路上的泥尘垃圾。

　　在题目下面，他还特别写道：“黄昏，狂风大作，雷雨交加。闷热已久的川西平原上，农夫和孩子们欣喜跳跃，作恶已久的秋老虎终于完蛋了”，其性格跃然纸上。

　　作为一名科技人员，除了做好本身的工作之外，最可贵的是要与市场相结合。1978年，他就做过一次探索——推销自己的软件。这是他1985年秋所写的《推软件过洞庭湖有感》，表达的就是当时的心境——

　　洞庭远航白云舟，浩渺烟波天际流。日落雁归望秋水，浪迹潇湘逐沙鸥。洞庭屈子吟九州，路漫何须天涯愁。月明星稀霞波尽，梦凌彩云信天游。

　　他的诗无一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读起来“诗如其人”——既诚挚、善良、幽远，又传统、古朴、空灵。

　　他说——

　　诗，是心灵的歌声，诗，是热情的文字。诗，是生命的画卷，诗，是科学的纪事。

　　最“冷”的人往往也是最“热”的，作为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刘永言常常被人误以为是一个“冷”面孔。不错，他严肃的时候居多，但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很“热”的人——嫉恶如仇、激情澎湃。

　　在他眼里——

　　诗，是史，诗，是情。诗，是磁场，诗，是火山。诗，是金戈铁马，诗，是大漠烽烟。诗，是科学的天涯苦旅，诗，是发明的海角狂澜。诗，是生命和智慧的升华，诗，是灵感和创造的礼赞。

　　有一年春节，他乘邮轮途经马六甲海峡时写了一首诗——《蓝色地球村》，我引用其中一段，从中人们可以感知一个科学家观察世界时的独特视角——

　　蓝色的地球村，我们共同的家园，像一叶孤舟，在银河中漂泊、盘旋。数十亿年的板块运动，火山、地震和洪荒，形成了瀚海和高山，湖泊和平原。阳光湖水、风雨雷电，孕育了原始的生命，生命的循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带来物种的繁盛，生命的繁衍。历尽优胜劣汰的洗礼，生物圈已是沧海桑田。地球骄子——人类的诞生，是物质和时空的升华，是运动和生命的礼赞！

　　这首长达80多行的诗，首先发表在《希望集团报》（大陆版）上，之后我在接待四川省作家协会考察团时推荐给了《星星诗刊》副主编，她将这首诗编发在当年的八月号上。看到自己的诗发表了，刘永言颇为高兴，之后他专门嘱咐秘书将他刚刚打印的诗集给了我一份，还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是我珍藏的他的第一本《永言心曲》。

　　老实说，从他不大会掩饰的眼神里，我感到他对我的印象应当不错。后来，我还常常收到其秘书传真给我的他的新诗。

　　这首诗最符合他科学家的特点——

　　能量是物质的伴侣，物质是时空的存在，时空是运动的轨迹，运动是生命的表征，生命是智慧的摇篮，智慧是灵感的根基，灵感是创造的源泉，创造是人类的灵魂，人类是灵魂的伊甸。

　　下面这首《智慧之人》亦是——

　　风花雪月诠释诗歌之美，质能时空演绎天体之云。航空电子彰显科技之伟，运动生命表征地球之灵。星河宇宙孕育智慧之人，人以智慧探索天演之谜。

　　2004年12月20日，刘永言在自己的家园国际酒店热情接待了新婚不久的杨振宁、翁帆夫妇，这首《秋之韵》就是他为这位杰出科学家所做的贺诗。

与杨振宁的私人友谊最能体现刘永言的价值观

　　自信人生百余年，雄关漫道，卧薪尝胆，驰骋质能时空，渐入金秋纪元。佳音四海频传，秋硕春芳心相印扬帆宁静港湾，驶往梦中伊甸园。惊喜之余，由衷赞叹，上帝也为之动颜：祝福你们，幸福之恋忘年。

　　这首《自赏》是他回首人生时的感叹——巴蜀布衣族，运交华盖头，长隐闹市修禅功，醉吟诗圣愁。花甲更奋蹄，成败论英雄，满腹经纶天知晓，孤芳亦融融。

奇妙的“双螺旋结构”

　　1953年，科学家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分析了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等人获得的X射线衍射数据后，正式提出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模型”。这一发现是20世纪自然科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它揭示了遗传信息的存储方式，解释了遗传信息的复制机制，开启了分子生物学时代，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这个奇妙的“双螺旋结构”——形如立体、旋转的梯子，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了刘永言的“双螺旋”人生轨迹。

　　从小到大，他对探索大自然规律始终充满着无尽的热情。创业者的果敢、工程师的严谨、科学家的纯粹，再加上诗人的浪漫，共同构成了他精彩的人生。这是一场始于科学、终于诗情的漫长马拉松，他也因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企业家的另一种可能：不仅善于发现市场，更敢于创造未来。

　　他的办公室，最醒目的就是偌大的地球仪了。对自然科学的痴迷是他最为鲜明的特征。他挣钱的动机只是“为科学研究创造条件”。他的语言多由沉甸甸的词组组成，这与他跳跃的思维相匹配，也与他喜欢用诗歌表达感情的方式相匹配。

　　他拥有“近千项专利”，涉及电子、能源、化工诸多领域。他还印刷了几个版本的《永言心曲》，庄重而精美，收录了他不同年代的诗作。笔者收藏了他所有版本的诗集，以作珍藏。

　　有大陆希望的同事告诉我，他有时会对着一张白纸端坐几个小时，不时写写画画，人们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的思想或许正在太空遨游，或许正随原子、电子旋转，他的发明创造和诗歌应该就是这时诞生的吧？

　　无论如何，他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而且是一个有实践验证、实业支撑的科学家，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的诗人。对人的尊重，是他做科研、做企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个企业的竞争力靠什么？靠市场？靠技术？靠产品？归根到底是靠人才。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人，其次在人，第三还是在人。我们五星级家园国际酒店，一直被人当作反面教材，但正因为我们有了人才，刚开业就盈利了。它生动地说明，企业的发展在人！

　　他说——

　　希望集团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就在于我们不跟风、不赶潮，而是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企业。我们四兄弟生活都很俭朴，穿着打扮更普通，并且没有一个人抽烟，也不喝酒，更没有人去唱歌跳舞。在实在推不开的场合，喝酒也只是端起酒杯沾沾嘴而已。

　　作为科学家型企业家的刘永言自有其超常的思维方式，比如，他将他在成都高新西区工厂的围墙修成人工湖式，既有护城河的成分（可以防止外人随意出入，承担了围墙的功能），又有公共绿地的作用，但建设费用和维护费用却比其他形式的围墙低得多，科学的实用与诗人的唯美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统一。

　　对刘永言而言，财富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支撑其科技报国的阶梯。走近刘永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科学家型企业家的远见，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用实业对抗浮华、用技术诠释初心的精神图谱。

　　走近刘永言，是走近一个奇妙的“双螺旋结构”：一边是“湛蓝的科学”，赋予他穿透物质规律的深邃目光与实业报国的坚固骨架；另一边是“通红的诗情”，为他注入洞察人间的炽热情感与关怀生命的浪漫灵魂。他一生都在用科学家的精密，去求解诗人心中的终极关怀。

　　八十载人生，他从新津的茅屋走向“广义可燃冰”的未来能源版图，用“近千项专利”与满怀诗行，共同构建了一个科学家型企业家最完整的生命注释：真正的“希望”，永远在于用理性创造价值，用诗意能温暖人间。

　　笔者在希望集团做了34年文化宣传工作，曾经在希望集团新津基地和刘永好总裁的新希望、刘永行董事长的东方希望、陈育新总经理的华西希望都做过企业报总编和文化宣传方面的负责人，唯一没有做过的便是刘永言主席的大陆希望了。

　　但毕竟时间够长，间或还是有一些接触，刚好有媒体一再约稿，于是便将多年积累下来的素材集中起来，并参考了一些可信的资料，断断续续用了两年多时间，才写就了这篇文章，也算了却了一个夙愿。

　　行文至此，笔者想以三个弟弟对大哥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尾，因为从这个角度去看，既充满手足之情，又真切自然——

　　刘永行（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大哥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大脑深邃而单纯，有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天真的儿童。在对自然科学理解的深度上，我们几个都不能与他相比。要说与他最接近的，就是我。如果说大哥是一个科学家的话，我只能算是一个工程师。

　　陈育新（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大哥从不会说违心的话，他认可的事一般不会有错。

　　刘永好（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大哥是科学家，喜欢搞发明创造。他是一个热爱学习，却不热衷社会交往的人。我的头比较大，他的头比我还大，所以脑容量大，仿佛装满了天下的智能。他读书非常刻苦，数理化功课门门全优。他天生就是读书的料，就算是少年时代背诵过的诗歌，现在依然张嘴就来，像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我们兄弟有什么科技方面的问题都是请教他，一问一个准。

2026年4月15日 于反而书坊

 

备注：笔者曾任新希望集团宣传部部长助理、东方希望集团宣传部副部长、华西希望集团宣传部部长，著有《大道至朴》《刘永行说》《中国式精益化管理》《反差管理》《反而：解码刘永行兄弟》等作品。本文是笔者根据亲身经历以及所掌握的可信资料所撰写，未经刘永言主席本人审阅，若有因记忆或理解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偏差或疏漏，请读者随时指出，以便及时修正。